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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听大海的声音
——杨士莪院士传记
作者:唐晓伟          文章来源:工学周报     点击数:     更新时间:2018/11/2 14:25:09

第二节 沙坪岁月

    一所中学的精气神

    1941年秋,还有一年小学毕业的杨士莪提前结束了小学的学习,以同等学力顺利考入坐落于沙坪坝的重庆南开中学初中部。从此,他在这里接受严格的教育,学习科学,认识人生,由懵懂孩童成长为具有爱国意识、集体生活习惯与服务社会能力的蓬勃少年,并奠定了他一生进修的基础。五年的沙坪岁月铸就了杨士莪更高的人生起点,也翻开了他新的人生篇章。

  南开系列学校是一个完整的私立教育系统,包括大学、中学、女中、小学四部。早在20世纪30年代,南开中学的教学质量就享誉全国。学生入学的门槛较高,学习期间的淘汰率较大,每年因考试不及格而留级、退学的学生约占在校生的十分之一,报考大学的上榜率也很高。

  校长张伯苓(1876-1951)是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始者之一,中国著名教育家,也是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始人。1894年,他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,后目睹甲午战场威海卫由日本手中移交英国占领时国易三帜的场面(接收时,先下日旗,后升国旗,第二天,改悬英旗),悲愤填膺,深受刺激,念国家积弱至此,苟不自强,奚以图存?而自强之道,端在教育:创办新教育,造就新人才。遂毅然决定脱掉海军军服,拿起三尺教鞭,终生献身教育乐而不疲。

  张伯苓格外重视中学教育,他说:“中等教育为高等教育之基础,又为从事各种职业之预备。学生事业根基之培植,道德精神之训练,及生活技能之培进,胥维良好的中学教育是赖。”

  他认为国势衰颓的原因在于“五病”——愚、弱、贫、散、私。因而,学校格外重视对学生的爱国教育和公民教育,主张教育并非只是使学生读书习字,而是要使学生个性得以充分发挥,德智体美四育并进而不偏废,不偏重于求知的“智育”。梅贻琦、周恩来、曹禺、老舍、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40余位院士都曾受教于张伯苓,南开中学也被誉为院士摇篮

  当日军侵华愈演愈烈时,南开始终高举抗日救亡的大旗,时常发起爱国运动,日军感到如鲠在喉,必欲除之而后快。19377月,日军对天津发动全面进攻时,南开被视为非摧毁不可的轰炸目标。日军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,第二炮就打南开,野蛮轰炸使南开的教学设施等被摧毁殆尽,成为一片焦土。眼见数十年心血一朝化为灰烬,张伯苓沉痛而满怀信心地说:敌人此次轰炸南开,被毁者南开之物质,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……我深信中华民族是不会灭亡的。南开学校是为复兴祖国而产生,必然遭到日寇所嫉恨,其被炸被烧是意料之中,只要中华民族存在,南开也必存在!”

  学校师生随后西迁重庆。南开中学是抗日战争爆发后第一所被日军炸毁的学校,也是第一所在后方以长期抗战为信念建立的学校。曾有人担忧地问张伯苓:“日军如果再来轰炸,怎么办?”张伯苓坚毅地说:“再炸再修!”

  风雨如晦,鸡鸣不已;烽火连天,弦诵不绝。杨士莪就是在日军的“再炸”与南开师生的“再修”中,开始了南开历程。融洽的感情、牢靠的学问、诚实的生活,这是这所中学给予杨士莪的人生礼物。

   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

    南开中学全体学生都要住校,实行准军事化管理。初高中学生分别实行童子军和军训管理。1941年秋季学期,南开中学首设实验班,进行五年一贯制的教学探索(后来因为效果不好,又改为六年一贯制)。在这一届新入学的近200名初一男生中,择优80人编为一、二两班作为实验对象,称为实验班。实验班不分初高中,学生不必参加初高中的毕业和升学考试。这种教学探索减少原来初高中相关课程的重复学习成分,物理、化学安排在高中开设,使各科目尤其是数理化的授课内容更加深入。杨士莪是实验一班里年龄最小的学生,并将这个纪录一直保持到大学。

  学校非常重视德育,尤其是爱国主义教育,在张伯苓看来,教育范围不能限于书本教育,而应特别注重人格教育、道德教育。爱国是实现教育救国的前提,也是南开培养人才的第一要义。学校每周一在操场上举行全校集会——“周会”。由张伯苓、校务主任喻传鉴及不同政治派别、不同观点的政要、学者等社会名流来校演讲,演讲内容从国际大局、抗战形势、时政财经到天文地理、文化教育、科学技术、修身养性、励志报国等,使杨士莪视野大开。

  在刚开学不久的周会上,杨士莪与1600余名学子一起严整列队,聆听了张伯苓对校训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的解读:

  所谓“允公允能”,“允公”即爱国为公,学生要知道尊重公共利益的重要,舍身为公的可贵,借以养成为国家民族牺牲的精神;“允能”是要有现代化的科学才能,要有服务社会的能力。所谓“日新月异”,就是每个人不但要能接受新事物,而且要能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;不但要能赶上新时代,而且要能走在时代的前列,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生命,就必须要能吸收新知识,发挥新思想,并能予以实行……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,爱国可以出于热情,救国必须依靠力量。学生在求学时代,必须充分准备救国能力;在服务时期,必须切实实行救国志愿。有爱国之心,兼有爱国之力,然后始可实现救国之宏愿。诸君生当今日,机会甚多,责任极重。宜于此数年内,预备充分之学问之能力,以期异日尽责于国家。

  校务主任喻传鉴在《我之十大信条》中曾写道:“一、求学是为救国,不是为家族争光荣。做事是为服务,不是为个人谋福利。昂藏七尺躯,俯仰天地间,必须时时事事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。二、吾人要救国,第一须有爱国心,能为国难奋斗。第二须有爱国力,能为国事尽职。有心无力,无补实际,有力无心,众所共弃。”

  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异”及师长的信条使杨士莪铭记于心,终生不忘。他一生思想自由不羁,但时刻以“为国为公”作为其奋力进取的根由,时刻紧随科技领域日新月异的发展,与时俱进,不敢稍懈。

  194412月初,湘桂战场溃退,日军深入贵州,重庆风声鹤唳。在杨士莪的记忆里,那是抗战以来重庆最寒冷的一个冬天。独山失守,一些学生家长准备举家避居西昌,为其子女请假。一天清晨,升旗仪式后,年已古稀的张伯苓严正表态:退学可以,请假不准。略作停顿之后又说,咱们南开已从天津退到重庆,现在不能再退。敌人当真来,南开只能与重庆同存同亡。杨士莪与全校学生在大操场的寒风中肃立,在鸦雀无声中强忍热泪。他们将这国仇家恨化为为救国和报国而读书的动力,拼命用功,汲取知识如饥似渴。

  学校规定学期结束时若有三分之一课不及格即留级,二分之一不及格即退学。暑假后,全校成绩公开贴在“范孙楼”,红笔写名即是留级,被称为“红榜”。学生们不跑警报时,埋首用功;跑警报时,课本仍然带着。停电时,大家用墨水瓶倒点清油,插根棉纱,就是一盏小台灯,几十盏微弱摇曳的灯火,一闪一闪好像萤火虫,同学们或闷头做作业,或背诵唐诗宋词。学校并不提倡开夜车学习,但为防止学生在宿舍偷偷点蜡烛看书引发火灾的危险,就打开食堂的大门。所以不少人到食堂秉烛夜读,只见一大片烛光闪烁。

  杨士莪高一时,学校为提高教学效率,倡导“设计运动”。张伯苓说:

  做任何一件事都要“设计”,可将做事过程概括为十个字,即“为何做?如何做?做!好不好?”凡办一件事,首先要有个目标,包括设立目标前的调查研究、可行性论证等,即“为何做”;第二步就要针对目标,结合实际定一个周密计划,即“如何做”;接下来是认准方向后,强力推进,具体实践;最后一定要总结利弊、积累经验。

  这十个字对任何工作都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。张伯苓把他的工作经验概括成这十个字,让杨士莪记忆深刻,成为他日后工作时最好的方法论指导。

  在教学楼门厅里,设有一面大穿衣镜,镜上刻有四十字:“面必净,发必理,衣必整,纽必结。头容正,肩容平,胸容宽,背容直。气象:勿傲、勿暴、勿怠。颜色:宜和、宜静、宜庄。这四十字后得名镜箴自鉴。镜箴要求大家拥有整洁文明、积极向上的仪容仪表和平和宽仁的处世态度,提醒学生注意修身养性,提高道德情操。每逢开学时节,新生们都会被要求背诵镜箴。这是南开除校训外,要求学生形成谨严向上精神风貌的最佳座右铭。

  学校执行严格统一的作息、请假、宿舍管理制度。内务整理要求严格,每天都有被称为“考美”的内务评比。年龄小、身体弱的杨士莪在潜移默化中提高了生活能力,逐渐形成严整利落的作风,对他的个人生活和未来的科研工作,都大有裨益。

文章录入:B_xueying    责任编辑:赵琳琳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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