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倾听大海的声音
——杨士莪院士传记
作者
唐晓伟
来源
工学周报
点击数
更新时间
2018-10-2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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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节 逃难途中

难以磨灭的逃难印象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黑云压城,日军的触角很快伸到了广大华北地区。杨廷宝当时承接的大部分工程在南京和上海,所以并不在北平。形势危急,邮路断绝,陈法青联系不到远在上海的丈夫,果断决定带着五个子女逃回南阳。她一面设法联系丈夫,一面特地找人打了两口大铁皮箱,将丈夫的重要书籍、画卷、资料、孩子们的图书装入箱中。在家中两位雇工的帮助下,与梁思成、林徽因、刘敦桢等人一起南逃,先经天津坐海船到青岛,又多次换乘火车,经济南、徐州、郑州,到达许昌后,始与杨廷宝相遇。梁家、刘家赶往长沙,先行南下而去。杨家一路颠沛流离,终于辗转回到南阳老家。

虽然杨士莪当时年纪尚小,但是一路上的艰辛和车船劳顿,时刻担心失散而紧追亲人不舍的恐惧感,以及亲见日本兵的蛮横、伪军的贪婪,在他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关于逃难的难以磨灭的印象。

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,一路上惊恐劳顿的一家人已无心情欣赏故乡“秋日田亩金黄成片,悠闲老牛树下反嚼”的美景。国家命运前途未卜,“覆巢之下,安有完卵”的悲戚,让在战火中欣喜相聚的杨家人,别有一番滋味。

还没等杨家人在南阳站稳脚跟,战火就蔓延到了河南。1938年6月,河南省会开封落入敌手。见南阳也成危城,杨士莪又随全家搬到偏远的内乡县马山口镇秦家寨赁屋而居。

山村启蒙

在艰难奔波的逃难途中,一大箱孩子们的图书始终被不离不弃地携带着,这其中包括历史故事、科普读物、小学教材、文学作品等。在秦家寨居住期间,杨士莪不断翻阅这些书籍。这些书不但初步地培养了他的民族感情,也激发了他对中国文学和历史的兴趣。数十年后,他仍能对当时一些书中内容如数家珍,例如其中一套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《少年科学丛书》,以通俗浅显的语言,向少年读者介绍自然科学知识。有一本由索非著的《人体旅行记》,讲述一个顽皮的小男孩用气枪打落石臼边上的小石粒,无意间将其随米饭一起吃掉,通过小石粒和其他食物经历消化系统各个环节的经历,介绍了人体不同消化器官的功能,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,让杨士莪如今忆及,仍觉颇有趣味。他时常到祖父的房间去玩。祖父的桌上有一本厚厚的“大书”,讲的是汉字从甲骨文、金文、小篆、隶书、楷书、行书的变迁,杨士莪常爱翻看,因而也认识了若干甲骨文、篆字等不同的汉字形态。他曾在受访时说:“我在秦家寨避难时,老去翻爷爷的书,直到现在对于一些甲骨文我还能认识。我尤其喜欢科普读物和历史故事,这些书成了我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最好的启蒙读物。”

闭塞的乡村中只有一所半私塾式的小学,教学方法和内容很落后。为了不耽误孩子们学习,母亲师范学校毕业的教育背景和家教经历,使她能按照“复式教学法”,将五个孩子分成不同年级,教授普通小学中的常设科目。每天上午学习,下午则由孩子们自由嬉戏,或由姑姑教唱抗日歌曲。年纪稍长一点的大姐士英和大哥士莪任“班长”。有一次上课,二弟士芹忽然大哭,大人一问原因,原来是尿裤子了。问他为什么不到厕所,他回答说:“大哥规定几点几分才准尿。”一丝不苟地守规矩可见一斑。

杨士莪在母亲的教育下,语文学习“四书”及《古文观止》中的文章,数学学习四则运算和应用题,英语学完了明明小学一到三年级的英文教材。淘气好动的他不爱背四书五经,就跟母亲发牢骚说“太枯燥了”。“枯燥?喝两碗水就不枯燥了!”母亲生气时说的这句话让他记忆犹新。

“现在回忆起来,对于母亲当时让我学这些古书是很感谢的,让我有机会从小接触国学,对后来的成长也很有好处。”杨士莪说。在他家中,至今保留着他上小学时的生字本,纸张已泛黄却保存完好,一笔一划的字迹里,泛出了母亲的影子,慈祥而有远见,仿若就在身边,触手可及。

两年多的逃难生活并没有耽误杨士莪姐弟的学业,他们反而在父母有针对性的“因材施教”下,提前完成了各自学业,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,并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。

战火中的宁静

战火中的宁静弥足珍贵。闲暇时,杨士莪兄弟或在祖父的带领下在默河之滨游泳,或登高眺望巍峨连绵的八百里伏牛山。祖父曾写诗记述此间生活:

大乱终须避,乐土何处寻?携眷向西去,仆仆劳风尘。菊潭觅桃源,停车始问津。此寨有望族,比户皆称秦。刈茅先补漏,筑室与为邻。和合常来往,酬酢分主宾。最喜乡谊厚,颇觉风俗淳。有无原可通,情意亦相亲。闲游马山麓,偶浴默水滨。杨柳环沙堤,花草铺锦茵。年丰才是乐,书多不算贫。晚节嫌迟暮,久屈欲早伸……字里行间流淌着一代知识分子对家国的希望和信心。当他听到抗日前线传来捷报,倍感兴奋与欣慰,欣然写下:

万物纷纭天地间,方知松柏耐岁寒。樗材偷生岩穴下,欣随桃李仰高山。

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,国民政府内迁入川,立重庆为陪都。基泰工程司将总部迁往重庆。1939年,杨廷宝受邀只身至渝。1940年春天,杨士莪的大姐杨士英该升初中了,为了不耽误孩子的教育,杨氏夫妇决定举家再迁,奔赴战时文化教育资源集中的重庆。

第二章 少年励志

第一节 不屈之城

歌乐山上的“抗战房”

1937年,日军在上海发动“八·一三”事变,随后沿长江一线直逼首都南京,形势十分危急,国民政府宣布“移驻”重庆,并宣示抗战到底的决心,重庆随即成为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1940年春天,杨家从内乡,经湖北老汉口、宜昌等地,终抵重庆。重庆因人口猛增数倍,住房极度紧张。杨廷宝夫妇将家安顿在了歌乐山虾蟆石十号。歌乐山远离重庆市中心,因大禹治水,“会诸侯于涂山,召众宾歌乐于此”而得名。山上松柏苍翠、林壑幽美,“半山烟云半山松”成了战时躲避空袭的最好掩护,因而被国民党政府规划为“防空疏散区”。

20世纪30年代末期至40年代中后期,歌乐山上聚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数百处军政要员住宅、各界名流公馆及政府办公场所。文化界的郭沫若、冰心、臧克家等都曾寓居于此。山上寺庙的客房里,租住满了难民家庭。杨家住的是一座用竹篱笆糊泥搭盖的二层简易房。这种用竹木架、篾席等捆绑出来的简易房被称作“抗战房”,它们能在一夜之间被炸光,也可被迅速重建。山上没水,生活用水要到山下的水塘挑取,山路崎岖难行,挑到家里的水更显珍贵。因而杨士莪最喜欢下雨,一到下雨时就赶紧把桶、盆放到屋檐下接雨水,倒进自制的“过滤器”——上下叠放的两个缸,在上面的缸里依次铺有细沙、石子、棕榈叶,雨水过滤到下面的缸里,烧开后饮用。

杨家到重庆前,日军已经对重庆进行了两年无区别、无限制的狂轰滥炸。为了躲警报,杨家与邻居在离家20米处合修了一个防空洞。飞机来时,家人躲到防空洞里去了,胆大淘气的杨士莪就与弟弟们留在山上,看那轰炸机尖叫着丢下闪光的炸弹,还发现了日机的投弹规律,多年后他回忆起当时情景,仍历历在目:“一架侦察机先从头顶上飞来,尾巴后头拖着烟,到了一定位置将烟关掉,然后又到另一个位置放烟,此间的空白就是让轰炸机在这投弹。果然,随后飞来的轰炸机尖叫着丢下一串串闪光的炸弹。有时就在我们头顶向下投弹,不过虽然在我们头顶上扔,但炸弹是抛物线落下的,所以真正落地就不是我们这儿了。”

频繁从天而降的炸弹,将包括杨家在内的重庆人民的生活蒙上了一层战战兢兢的阴影。“从此无心对明月,但求浓雾锁长空”,成了当时人们惊恐心情的写照。

歌乐山下的小学校

1940年秋天,杨士莪插班进入歌乐山下“高店镇中心小学”五年级学习。这所六年制小学始建于1925年,整个学校有二三百人。杨士莪与冰心之子吴平、国民党高级将领王耀武之子王志林等是同学。他还曾到吴平家——冰心在歌乐山的寓所“潜庐”做客。后来杨士莪学到语文课文里冰心的散文《笑》时,总会想起冰心阿姨那微微、慈爱的笑。良好的启蒙教育让杨士莪在这所小学如鱼得水,每次考试都稳居第一的“宝座”。尽管有点淘气,但班主任王鹏飞老师对这个聪明伶俐的插班生格外喜爱,毕业时以照片相赠留念。

校园边有一棵很大的黄桷树,至今仍枝繁叶茂。黄桷树生命力顽强,根须深深扎进石缝里,忍高温,耐潮湿,昂首挺立。这种树作为一种精神象征,意味着即使在重庆大轰炸最频繁的那段岁月,人们也绝不向苦难低头的决心。正像冰心对当时情形所描述的:人们是疲乏,却不颓废,是痛苦,却不悲哀,人们沉静地负起了时代的使命,向着同一的信念和希望迈进……1941年12月7日,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美军基地,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。重庆街头响起了报童“特大号外”的呼叫声和表示喜庆的鞭炮声。同一天,日本的首都东京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,民众涌上街头,欢庆胜利。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,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,这恐怕要算古今一大奇观。不久后,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成立。珍珠港事件大大加速日本必败的命运,但日本被自己巨大的野心吞噬,也许并未意识到这一点,依然疯狂地将轰炸机群派往重庆。

这是一座“不屈之城”。飞机在高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在炸毁的残垣断壁上,用硕大的黑字写着“愈炸愈强”;杨士莪还记得当时许多餐馆都不失“川味幽默”,推出一个“轰炸东京”的菜名,用蘑菇汤倒入炸酥的锅巴里,发出一阵“滋滋”的声响。学生考试时,考生们在空袭警报中临时躲进防空洞,警报解除后继续在试卷上认真作答,时年十岁的杨士莪就是其中之一……

编辑:B_zhoushinan  审核:赵琳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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